远去的记忆之四：银幕光影里的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湘中山村，文化生活贫瘠得像冬日的田垄，唯一的盼头，便是公社放映队进村的日子。

　　消息往往是前一天就传开的。第二天，放学路上我们的脚步都轻快几分，连放牛时嘴里哼的调子，都透着藏不住的雀跃。

　　放映的地点固定在大队部的晒谷坪，那方被晒得发白的土坪，平日里是晒稻谷的地方，一到放电影的日子，就成了全村人的“露天影院”。

　　吃过晚饭，天还没擦黑，各家各户就扛着长凳、竹椅往晒谷坪赶。

　　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早早就占好了最前排的位置——离银幕近，看得真切，就是得仰着脖子，散场时脖子酸得直不起来也心甘情愿。来得晚的大人，就挤在后面，有的干脆站在田埂上，远远地望着。

　　我记得有一回，为了占个好位置，我揣着妈妈给的两个烤红薯，揣着满心的欢喜，提前一个钟头就跑到晒谷坪。找了块平坦的空地，把带来的小板凳一放，就眼巴巴盯着村口的方向。

　　没过多久，伙伴们也陆陆续续来了，猛吉巴、万几最、聪宝，一个个像刚出笼的小鸟，手里攥着炒米、红薯干，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分享着兜里的零食，讨论着今晚可能放的片子。

　　放映队的李师傅是当兵出身，隔我我们大队比较远，但他总是最受尊敬的。

　　他们坐着拖拉机，拖拉机上放着笨重的发电机、放映机和鼓鼓囊囊的胶片盒。听着拖拉机一响，人群里就会响起一阵欢呼。

　　师傅们在晒谷坪中央支起两根竹竿，把一块雪白的幕布拉得平平整整，再把放映机摆好，接上发电机。发电机“突突突”一响，雪亮的光柱“唰”地打在幕布上，喧闹的晒谷坪瞬间就安静了下来，连风都似乎停了。

　　那时候的电影，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但我们百看不厌，哪怕早就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依旧看得津津有味。当银幕上的高传宝喊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时，晒谷坪里就会响起一片整齐的附和;看到喜儿在山里变成白毛女，旁边的一个Y头偷偷抹起了眼泪，猛吉巴还在一旁逞强：“哭啥，后面喜儿就报仇了!”;看到洪常青英勇就义，二柱攥紧了小拳头，嘴里嘟囔着“打倒反动派”。

　　我最喜欢的，是电影开场前的加映片。

　　有时是新闻简报，播着北京城里的大事，看着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红旗，心里满是崇敬;有时是科教片，教大家种水稻、防治病虫害，枯燥的内容，在孩子眼里也透着新奇。

　　夜风微凉，吹过晒谷坪边的柚子树，带来阵阵果香。

　　银幕上的光影跳动，映着一张张专注的脸庞。孩子们挤在长凳上，有的看得太入迷，手里攥着的炒米糖都忘了吃;大人们小声聊着天，话题从电影里的情节，扯到家里的收成、明年的打算。

　　有次放《地道战》，看到鬼子被民兵们耍得团团转，我激动得站到了板凳上，手里的烤红薯“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沾了满地黄土。

　　我心疼得差点哭出来，旁边的聪宝却悄悄把他的红薯掰了一半递给我，我俩就蹲在板凳旁，啃着红薯，继续盯着银幕上的热闹。

　　还有一回，电影放到一半突然断了片，光柱在幕布上晃成一团白雾，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惋惜的叹气。

　　李师傅不慌不忙地放下手里的烟，打开胶片盒换片，我们几个孩子趁机猫着腰跑到幕布后面。光柱落在背上，影子就歪歪扭扭地映在幕布上，有的人把两只手比成兔子耳朵，有的人学着电影里的八路军比枪，我和万几最则故意张牙舞爪扮成“鬼子”，引得幕布前的人一阵哄笑。

　　直到放映师傅喊一声“小家伙们别捣乱”，我们才嘻嘻哈哈地跑回前排，心里还憋着没玩够的快乐。

　　电影散场时，往往已是深夜。

　　银幕上的光影消失了，发电机的“突突”声停了，人群才慢慢散去。

　　孩子们意犹未尽，一路走一路争论着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我学高传宝的样子叉着腰喊台词，聪宝追着我打闹。脚步声和说笑声，在寂静的山村里传出去很远。

　　如今，村里早已有了高清电视，城里的影院更是有着环绕立体声和巨幕，但我总觉得，再也找不回当年在晒谷坪看电影的那份热闹与欢喜。

　　那方雪白的幕布，那束雪亮的光柱，还有晒谷坪上的欢声笑语，都定格成了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在岁月的长河里，闪着永不褪色的光。

作者简介

　　刘雄，湖南新化人。笔名拂晓、刘家湾。中国散文学会、中国诗词家协会、中国武术协会、中国教育电视协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家》《中国散文》签约作家。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少年陈天华》《腊梅花》、散文集《风飘的岁月》《拂晓》《永不消逝的记忆》《且行且歌》、诗歌集《梅山雁语》、理论文集《过来人语》《资江夜语》《写作文不求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