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才叫过年

　　题记：一个孩子，从小若是没有养心养肝的家乡，长大了便难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祖国。

(一)

　　“回家去，才叫过年。”60岁的我，面对窗外淅淅沙沙的冻雪，条件反射地对女儿的提问给出了一个恒定的答案。

　　“爸爸，今年又到哪里去过年?”33岁的女儿每到年关，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冰天雪地，总会问起一句相同话。

　　尽管父亲已走了58年，母亲也走了5年，作为一个无娘的孩子，每到过年时节，仍然特别想着回家，回到那个地图上已找不到名字的小山村，回到那个没有高铁、没有公交、没有肯德基的小山村，回到那栋父亲和母亲双手修建的木瓦房子里，回到那个儿时记忆中，只有过年了才能饱饱地吃上一回猪肉和大米粑粑的家里。

　　在这个名叫熬溪的小山村里，在这个曾经四面来风的木房子里，娘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把我从一个赤身裸体的新生儿，养成了寨子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然后，我又靠着家乡山水所养，血脉所赐的本钱，在人世间流淌了45年，由一个离乡求学的懵懂少年，修炼成一个行将退休的花甲老师。

　　身子显胖了，皮肤深皱了，头发全白了，60年的岁月沧桑，改变了自己的躯壳容颜，却改变不了那个铭刻在骨髓中，鲜活在心瓣上的念想——回家，过年。

　　不管单位(学校)的事情多繁杂，不管回家的路途再艰险(冰雪封路)，不管外面的都市再勾魂再痒眼，年，一定要回家去过。

　　于贤妻于爱女于两个还不谙人事的孙宝宝，他们和许许多多各有其事、各有其由、各有其难者的想法一样，只要一家人能聚到一块，在哪里都是过年，但于我，整整六十年了，一年都没有变，一次也不能变，只有回到家里，才能真叫过年。

(二)

　　家乡的年，是骨肉之间用相依为命熬成的亲情和温暖。

　　父母亲手修起的木房子，没有城里的商品房结实，更没有地暖和空调，加之房子还未完全造好时父亲便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每到年关，冬天的风便嗖嗖地从用玉米杆夹成的屋壁的缝隙中钻进来，钻进床头，钻进被窝里，钻到你的额头上、鼻尖上，冷得你头皮发麻、骨头发凉，浑身打颤，用被子蒙头裹脚，全封闭式防御，还是效果不佳，哆嗦地缩成一个团球。

　　这时节，娘便会找一个晴日，带上着我去山上砍(烧)刺炭(一种用野灌木丛烧成的细炭)，哥哥便扛着锄头和斧子去山上挖树蔸(桩)，两个姐姐便背着柴刀和草绳去山上找干柴。

　　晚上，回到家里，娘便在堂屋中间用圆盆把炭火发起，在火盆上罩个竹笼子，把一屋(全家)人要穿的被冷风吹的棒棒硬、嘎嘎响的衣裤、鞋袜，烤得软和和冒热气，让你穿起时从皮外暖到肉内，上上下下、热热火火。

　　哥哥和姐姐便在火坑上烧起一堆大火，红红光光的火焰，烤得一家人个个手发红、脸发光，烤得四面的屋壁板也发热发烫。

　　除夕夜，娘说“三十夜要烧旺火”，哥哥姐姐便拼命地往火堆上加干柴加树蔸，一家人围在火堂上，从脚趾热到手尖，从肚皮暖到心脏，旺火烧得火坑周边的石条，挨着石条的地面都冒热气，不穿袜子也不再感觉到冷。

　　那种惬意、那种温暖、那种纯天然的穷享受，那种苦中有乐的真幸福，远远地超过了城里人楼房里的地暖和空调带来的舒适，让你一到冬天，一到天气有点冷了的时候，便肯想起哥哥、想起姐姐，想起那个活到九十多岁，冬天里常常不爱穿袜子，一辈子自己不怕冷，只怕冷着了儿女们的娘。

　　几年前，娘跟着父亲去了山里，不久二姐又跟着娘去了山里，人人都有生老病死，列祖列宗、乡里乡亲一直都生活在这山寨里，然后又长眠在这山坡上，这里有爹有娘，有哥哥姐姐，有弟弟妹妹，这里便叫家乡。

　　娘在家里，可以买些软糖回屋去看娘，娘在山上，可以买些纸钱爬坡去看娘。

　　娘在时，可以在家里和娘大声地讲着话，娘走了，可以去山上和娘悄悄地诉衷肠。

　　只要回到家乡去，回到家乡来，这里的田间地头，这里的林间草丛，这里的山塘溪沟，到处都能看到亲人的身影，听到家乡的口音，读到自己在小时候扮演的一个又一个淘气的故事，抚摸到娘的勤劳和善良的气息，亲吻到陪娘过年的幸福味道。

　　心中有娘的孩子才有家乡，有年时，一定要回到家乡去过。

(三)

　　家乡的年，是邻里之间用患难相助积攒的仁义与友善。

　　在城里过年，满眼是高楼，遍地是人流。

　　在人挤人的公交上，在物扎物的超市里，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中，躯壳莫名其妙地空荡，心里不可名状地茫然。

　　一幢幢楼宇里，邻里之间墙靠墙、门对门，住了几年、十几年，也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

　　各人过着自己的小日子，老死不相往来，一扇扇密码门，一张张防盗网，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隔成了一只只离群的鸟，关闭了人性的本真，锁住了世间的美好，冰封了一个又一个欢乐祥和的年味。

　　只有回到乡下去，回到那个山塘中男孩子敢光着屁股骑水牛打水仗，那个水井边女孩子敢用冷水洗衣服洗头发，那个你流着鼻涕长大、长到六七十岁了还是互相叫着乳名的的寨子上去，你才能享受到原滋原味、原生态过年的味道。

　　张家在打糍粑，胡家在炸耳糕，彭家在杀年猪，耳朵里、眼晴里、鼻子里，一寨子的空气里、竹林里、木房砖屋里，全是年的味道。平日里，谁家有个大屋小事，一堂一族、一个寨子上的人都会赶拢来帮白工(不收取分文工钱)，过年了，你帮我家打粑粑，我帮你家推豆腐，你送我几蔸包心白，我送你一碗热耳糕。

　　碰上谁家杀年猪，寨上的人都被吆喝来吃“刨汤肉”，一批接着一批，一桌又加一桌，比城里人办喜会还要热闹。

　　火盆放在屋院中央，先架上三角，再架上大锅，肥肉瘦肉肠子肚子一笼水暴炒，黄澄澄香喷喷满咚咚的一大锅，再下些猪血、豆腐和白菜，杂陈五味，你喜欢吃什么便放肆去夹什么，吃完又有添，管吃管饱，吃得你嘴角冒油，吃得你肚皮发胀，吃得你心里上瘾，一到过年就想再吃，记得你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味道。

　　屋坎下的大爷家和我家屋檐连着屋檐，连座了六七十年。

　　大爷是四邻八寨有名的木匠，大婆是一寨子心中的菩萨。

　　因为无生养，他们待我如同己出。

　　家里没米下锅了，找大爷大婆赊去，上学没钱交生活费了，找大爷大婆借去，饿饭了想肉了，还是到大爷大婆家里转去。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切凭计划供应，买米要粮票，缝衣要布票，吃肉要肉票，买斤酱油买砣肥皂也要酱油票肥皂票。

　　那时城乡差别也很大，城里人每人每月有半斤猪肉供应，农村人要等到过年，一人才得半斤年肉指标。

　　每斤肉0.96元，我家5口人，两斤半肉的指标，所需的2.40元钱每年都靠娘和哥哥去城里卖柴卖炭来解决。

　　记得有一年，也是下雪天，早早挑炭出去的哥哥，天黑了把炭又原模原样地挑了回来，炭没有卖脱。

　　年肉买不回来，一家人正就着娘自己推出的豆腐和姐姐从地里砍回的白菜吃着年夜饭时，大婆推门进了屋，手里端着一个大瓷碗，眼馋的我、想肉吃的一家人，都看到了大婆碗里满满地装着一碗肉……

　　那情那景、那肉那味，那亲那恩，那种入心入骨的年味，让人至死不忘。

(四)

　　“我要不要陪您去熬溪过年?”女儿礼貌地继续试探性问我。

　　“在(由)你，我反正要回老家去。”

　　我淡淡地回应道，话语里有一个长辈对晚辈应该尊重而生的那份顺其自然的理解和宽容，更有一个父亲和女儿之间因代沟而起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悲凉和伤感。

　　以前，我一直不解许多社会现象，譬如由80%的华人构成的新加坡，为什么要刁难中华?

　　譬如中华牌乳汁养大的清北学生，为什么留学美国、日本后不愿回来报效祖国?

　　再譬如老师亲自培养的那些靠家乡扶贫、靠学校资助完成学业的学生，为什么毕业了不愿回家乡工作、回母校教书?

　　这些疑惑，这些失望，似乎从一个父亲与女儿在去哪里过年的选择上找到答案——种瓜未必得瓜，种豆未必得豆，种子重要，生长的土壤和环境气候更重要。

　　否则，再纯再真的种子，都可能长成基因变性的异果。

　　我与女儿，出生在同一个村子里、降生在同一栋木房中，基因相承、血脉相通、骨格和模型也十分相似，看到的第一眼天空同眶同灿，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同甜同香，听到的第一句话语同声同韵，喎下的第一口热水同色同味，按照美国佬以出生论籍贯的做法，我与女儿都有中国的国籍，都有湘西的地籍，都有这个名叫熬溪的寨子的寨籍。

　　但是，因为经历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对于家乡，对于过年，便感悟有别，情怀生异。

　　娘一辈子没离开过寨子。跟着辛劳一生的娘，儿女们体验了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艰辛，什么叫乡邻情，什么叫养育恩，自然明白了什么叫家乡，什么叫一个人的家乡一个人的娘。

　　我一辈子到处打拼。女儿跟着我，一会儿乡下，一会儿城里，一会儿保靖，一会儿吉首，她整个的家乡，不在田间，不在地头，没有固定成山成水成乡亲，全部的乡愁乡恋都跟在父母的脚上和身上。

　　对于女儿这类随着父母到处迁居生活的儿女，哪儿都是家乡，哪儿又不是家乡，再加上没受过冷、没挨过饿，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足日子，没有切肤之甜的经历，缺少切肤之痛的感悟，便难有那种刻骨铭心、忠贞不渝的家乡情怀。

　　过了六十个年，一场暴雪、一场冰封、一条条堵在路上，对着家乡方向打着双闪的车流，让我明白了，对于在外打拼的游子，家乡不只是一种血脉，一种身份，一种外在的标志，更多的是一种经历，一种情义，一种根植于心骨的情怀。

　　通往家乡的路不再是一条条拥挤的公路、铁路和航线，而是一颗颗跳动的心脏、脉搏和灵魂。

　　回家过年，不只是一个个能够蠕动的肉体回归，更是一颗颗不忘初心的灵魂洗礼。

　　天堂里的娘，似乎在对我招手唠嗑着，儿啊，人若从小没有养心养肝的家乡，长大了便难有不离不弃的祖国。

　　我要回家。

　　回家，才叫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