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埂上的记忆

　　上午，在公众号推荐栏，刷到了一篇题为《农村改革分产到户》的长文。

　　作者“千年灯火亮闪闪”用四千余字的篇幅，细致描绘了老家分田到户的始末。

　　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字，像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突然打开了我记忆深处尘封已久的往事——1982年的那个春天，我们袁家村也经历了同样的变革。

　　那年，我八岁半，正是不谙世事却又开始记事的年纪，分田到户的那些场景，如同老电影胶片，一帧帧在脑海里清晰浮现。

　　分田到户是门精细的学问。

　　袁家村地形复杂，田地品质参差不齐：团冲垄的肥田，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但处于低洼地段，只要资江河水一涨，十有八九都会被洪水淹没;栗山高闹的水田，却因地势太高，蓄水困难，收成欠佳。

　　因此，分田到户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生产队把田地按肥瘠程度分成三六九等，好田多半要靠抓阄来决定归属。

　　如果不好抓阄，就将好田割成几丘，你一段，我一段，他一段。

　　这样，谁都没有话讲。

　　只是，丈量的时候，尺寸标不标准，全由大队干部说了算。

　　他和你关系好，扯绳子量的时候就松一点，抛一点;关系不好的，绳子扯得绷紧，你有气也只能憋着。

　　同样一丘田，你的有一亩面积，可能别人的就只有8分左右，正常得很。

　　当时，我家四口人——父亲、母亲、我和年幼的弟弟，最终每人分得三分多薄田。

　　分到户的薄田像被撕碎的纸片，零散地撒在新屋院各处：团冲垄、栗山高闹、瓦泥垄里、黄给背地，近的离家只有200米远，远的至少不低于500米。

　　因为分到户的田土远近都有，不集中，每逢农忙时节，父亲背着打谷机累得直不起腰，母亲挑着百来斤的秧苗在田埂上蹒跚，汗珠子浸湿了衣裳，流进了眼里。

　　不仅耕地，集体山林也在被重新划分。

　　墙头冲的小山丘，被丈量成等份，分到了老屋院各家各户。

　　唯独天子山那片风水宝地保留了下来。

　　后来，听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讲，天子山不愿分给各户，主要是大队干部和新屋院的袁姓干部有远见——他们盘算着把天子山留作袁姓家族的公共坟地。

　　若是分到各户，让外姓人占了小半，日后族人辞世，要是外姓人不让地，恐怕连块安眠的黄土都难寻。

　　分田头几年，日子过得像绷紧的弓弦。

　　四口人一亩多水田的收成，缴完公粮后所剩稻谷根本不够餐餐有大米饭吃。

　　分田到户头几年，基本上是红薯米饭没断过，偶尔，还要去邻居家借米度日。

　　直到后来杂交水稻推广，亩产从三百斤跃到八百斤，再从八百斤飙升到一千多斤，家里粮食足够吃了，我们才终于告别了“红薯半年粮”的日子。

　　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因为小时候经常吃红薯米饭，长大后，有很多年份，看到红薯我就怕，只要母亲煮了红薯，我就离得远远地，宁可饿肚子也不吃。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年虽然清苦，但田分到户后，村庄却焕发出奇异的生机。

　　在后来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村里的人再也不像生产队时那样磨洋工，家家户户起早贪黑侍弄庄稼，连田埂边的杂草都铲得干干净净。

　　父亲常说：“现在流的每滴汗，都是在给自己种口粮。”

　　父亲总结出来的最朴实的劳动哲学，让原本贫瘠的土地生出了希望。

　　几十年过去，袁家村的人基本上都不种田了，但那些挑灯夜战的抢收、烈日下的挥镰、雨后抢墒的播种，都化作记忆田埂上疯长的野草，在我心里生了根，年复一年地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