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范弟：为妻儿“农转非”, 我闯进省长办公室
刘范弟，湖南安化人，长沙理工大学退休教授。1965年高小毕业后失学，当过篾匠学徒、铁路民工、农民。1978年考入益阳师专中文科，毕业后任中学教师四年。1985年考入陕西师大历史文献专业读研究生。毕业后到长沙水电师院(长沙理工大学前身)工作。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居民按其居住地域和工作所属场域，仍被划分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两大群体，这两者之间有着几乎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人们从“民以食为天”的朴素观念出发，深刻而形象地把城镇居民称为“吃国家粮的人”，把农村居民称作“土里刨食的人”。农村青年或参军提干，或中专、大学毕业当了干部，或招工进厂矿成了工人，就成了“吃国家粮的”人;其中一些或之前已结了婚，或“吃国家粮”后因各种原因仍找了“土里刨食”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夫妻两人及他们的孩子(政策规定孩子户口随母)，就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从而对整个家庭的工作和生活造成极大的困境。这困境是全方面的，细说需要一篇长文，此处只能略过。
“新三届”中，尤其是“七七”和“七八”两届，有一大批人的家庭即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毕业后，为将妻子儿女办为城市户口，各有不同途径和曲折，有的几经努力也没办成只好放弃。“新三届”公众号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涉及到这方面内容……。然而，这些文章中专写为妻儿转城镇户口之事的似乎还没有。于是我收拾旧忆，写下了这篇，或许可以为“新三届人”的经历填下一点不太为人注意的空白。
大学毕业后的家庭困境
益阳师专毕业，我来到沅江县第五中学教书。其时，我父亲已被平反复职，即将带着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回到广州铁路局工作;而我妻子和两个女儿(大女儿四岁，小女儿两岁半)仍在离五中五里地的阳罗公社跃进大队第七生产队生活。
当时还是生产队集体出工，妻子每天随着队上的妇女们，按生产队长的安排上工就行。或积肥，或插秧，或耨田，按日记工分，按人(人头)劳(工分)各半分口粮，倒不必自己操多少心。几个月后，当年晚稻收完后不久，农村开始实行所谓的联产责任承包制，实际上就是集体解散分田到户各家单干了。跃进七队近三百亩田地，就这样分到了各家各户，我妻子和两个女儿三口人，也分得了三块不相连属的7亩水田。
这样一来，以前不必全由自己亲自来干的各种农活，如打氹子积农肥、使耕牛犁耙田、下种育秧、插秧中耕、打药杀虫、收割打谷、栽油菜、送公粮、上大堤、修水利，所有私活公活，全都要由各家自己承担。这些，对一般有青壮男劳力的农户来说，当然不是问题，且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积极性;而对于像我家这样的“半边户”(即丈夫在单位工作是城镇户籍，而妻子是农民与子女在乡下为农村户籍)或“四属户”(即干部、军官、教师、工人的农村家属)来说，则成了极大的难题。因为这些农活有些是男人专擅，女人从未干过(如犁田耙田育秧等等)，有些农活也不是一个人单独干就行，而是需要至少两个人才能完成的(如收打稻谷等)。
我在学校教书，节假日也会回家帮着下田干活，但毕竟本职工作为重，很多时候也无法为妻子分担多少，何况一些技术性的农活(如犁耙田育秧)我也从未干过。如此一来，侍弄七亩水田就成了带着两个年幼女儿妻子极为头痛的事。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只有把妻儿的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即“农转非”)才行;而这个任务，在当时几乎是一件近乎妄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我所在的五中，是一所只有九个班三个年级的农村高中。所有教职工总共不足三十人，其中除了新分来的四五个大学生未婚(不包括我和另一位三十多岁的数学老师)，其余的都是三十多岁到五十来岁的已婚中年教师。他们都有家庭，有子女，而真正两口子都是教师职工，全家都是“吃国家粮”的城镇户口的老师，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教职工，包括徐校长(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因身体不好未能完成学业，以肄业生身份回原籍沅江分配到学校工作)在内都和我一样，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也就是俗话说的“在土里扒食”。当时的干部教师农村户口家属转为城镇户口是极为希罕之事，有种种严格条件的限制，我在五中的四年里，没有一位老师的农村家属办成了此事。
为解决家属“农转非”而考研
我不敢想像能在五中解决妻子女儿的“农转非”，我只能另辟蹊径。我决心报考研究生，希望能在研究生毕业后，或许可以一举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走这条路也并非易事。一是考研必考外语，而我入师专时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入学师专后虽然开了英语课，但一个学期不到，一本北大编的公共英语教材第一册未学一半，刚刚学完音标不久，就因我们中文科78级大龄学生太多，他们认为学英语纯属浪费时间，耽误专业学习得不偿失，向学校领导提出免修英语，学校竟然同意而停掉了我们的英语课，连期末考试都没进行。
二是报考专业的选择。我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就喜欢历史，高小毕业后失学，当学徒当民工当农民十几年，喜看杂书，但偏重历史方面。1978年考大学时填志愿都是填的历史，但开初未被录取，后来扩招补录已无历史专业可报，不得已填报了中文。这回决心考研，我踌躇再三，还是决定要考历史方向的专业，这样一来，专业和基础科目的课程就要自学了。
三是时间太紧。我在五中四年的工作，要当班主任，要任两个班(每班60人左右)的语文，还带过两年毕业班的语文和历史，还要抽空回家帮妻子打理田间的农活。每天白天都被这些事情挤得满满的，我只能在晚上八点多钟以后，才能静下心来学习英语和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各门课程。
我大学是专科毕业，按规定要工作满两年后才能考研。两年之后，我报考了四川大学李必忠教授的隋唐史专业研究生。政治、专业基础和专业科目等5门我都还考得不错，但英语只考了36分，没达到教育部规定的40分的及格线，未能录取。随后的一年，我花了大量时间在英语刷题上。这次我本想继续报考川大隋唐史，但李必忠教授已调四川省政协任职，川大不再招收隋唐史研究生，他建议我改报陕西师大黄永年教授指导的唐史专业。
报考时，黄先生的唐史专业停招而改招历史文献专业，我也不管这么多了，索性就报了这个改招的专业。结果还不错，这年的英语我考了44分，政治、专业基础和专业科目也考得较好，终于被陕西师大录取为历史文献专业研究生。
两次考研的成绩
研究生入学通知书
好消息似乎来了
研究生毕业前一年的12月中旬，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条好消息：湖南省副省长陈邦柱带队到北京为吸引毕业研究生到湖南工作进行宣传，称湖南省政府即将制定给予来湘工作毕业研究生的优惠政策，他承诺：凡入湘工作的研究生家属为农村户口的，一律可以转为城镇户口并由研究生所在单位适当安排工作。
想睡觉了，就有人送来个枕头，对我来说，这个消息正是如此。没想到的是，将这个枕头真正地踏踏实实地枕到我脑袋下面，已是研究生毕业的三年半以后。
研究生毕业，我如愿分配到长沙水电师范学院工作。国庆节后的一天，学院人事处告诉我根据省政府文件精神，准备解决我家属的“农转非”问题，让我回沅江开一份我妻儿基本情况的证明材料。我当即动身，坐夜航班船又转机帆船，第二天中午到了跃进村(原跃进大队)，村干部十分爽快二话不说地写了证明盖上公章，我又到乡政府让办公室写上“情况属实”字样并盖上大印，回长沙将证明交给人事处。我心情大好，妻儿户口问题很快就要解决，几年来困扰我让我心挂两头不能安心工作的烦恼可以一扫而空了。
此后每隔几天，我都会到人事处去探问事情进展。开始几次主管此事的徐副处长都说别急别急，你的材料已报到了长沙市人事局文教科卫干部管理科，估计不要多久就会有结果的。去问的次数多了，徐副处长也有些不耐，就说政府部门办事就是这样，急也没有用呀!
困境和焦虑
这时，我已把妻儿接到了长沙，学校对我还是比较关照的。当时学校共接收了40多位毕业研究生，其他研究生(未婚或已婚但配偶在其他单位的)两人一间集体宿舍，而我则分到了一间带厕所的单间(家属是农村户口的按当时政策规定只能住集体宿舍);我的两个女儿安排在学校子校上学，妻子则以临时工的身份进了学校图书馆装订杂志报纸。
尽管如此，我家的处境仍是困难重重。一是住房逼仄。那间住房约十平米，一张书桌，一张大床，一条沙发，再加一个衣柜，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四人挤在屋里，呼吸都觉憋闷，晚上孩子要做作业，我要备课看书写论文，妻子要做家务，互相干扰极为不便。二是生活困难。我刚毕业工资不高，妻子干临时工，工资更是少得可怜。
当时粮食还是计划供应，城里人有定量供应指标，凭粮本到国营粮店去买，每斤大米只要两毛左右;而我家妻儿没有城市户口，吃粮只能到自由市场上去买。大米价格随行就市，低时七八毛一斤，高时一元左右也是有的。两个孩子正在长身体，我和妻子也正当年，一个月吃米都要一百多斤。这样一来，我和妻子两人的收入，维持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
当时学校开始扩建，学校旁边的两百多亩菜地被征收。市里拨了一批招工指标给学校，被征地菜农户中合乎招工条件的一百多人都被招工成了学校员工;学校老教职工中已经“农转非”的家属(除了年纪大了不合乎招工条件)子弟，有好些也搭便车招工成为正式员工。其时这项工作还未收尾，如果我的妻儿能及时办成“农转非”，妻子也可以搭便车成为学校正式员工，那我家的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了。
转眼就到了次年5月，妻儿“农转非”的事还是没有任何进展。这天，我又到了人事处。徐副处长对我说，我们都催问好多次了，每次市人事局都说还在审批中，也不说到底是什么问题，要不你自己去市人事局问问?
看来不能全靠学校了，我得主动出击才行。我去了市人事局，找到了文教科卫干部管理科，一位唐姓科长接待了我。他告诉我，你家属的材料我们早就收到了，我们以前办的都是在职中级职称以上干部家属的“农转非”，那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了明确具体的条件、办理程序和衔接部门;省政府关于入湘工作毕业研究生家属“农转非”的(87)13号文件我们也早已收到，但这个文件只有原则性的泛泛表述，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也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办理;这样吧，你留个联系电话，先回去等着，只要上级下发了具体办理文件，我们马上就通知你，第一时间给你办好。
有啥办法呢，只能回去等吧!等来等去老也不见唐科长通知，我就以一月一次的频次去市人事局找他。又是几个月过去了，去的次数多了，唐科长对我的态度由客气变冷淡，由冷谈变不耐烦，后来干脆就不理不睬了。年底的时候，我又一次去找他，他语气生硬地对我说：“你不要再来了，13号文件下达都快两年了，至今也没有个具体的实施办法，这个文件肯定没有执行，已经作废了。”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毕业研究生分配和接收的通知》
听了这话，我简直惊呆了。姓唐的这话是真的吗?一个堂堂的副省长代表省政府说过的话，一级堂堂的省政府发的白纸黑字红头大印的文件竟不算数，说不执行就不执行了吗?我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人，唐科长又补了一句，走吧走吧，全市科教文卫干部家属“农转非”都要经过我手，我难道还能骗你不成!
两年来的希望一下子成了泡影，我实在是心有不甘，但也毫无办法，唉!慢慢地排队苦熬吧，等熬够了资格，妻儿的户口总会有解决的一天吧。
1989年到了，元月中旬陈邦柱成了湖南省代省长，很快他又当上了湖南省省长。我的心躁动起来，好你个陈邦柱，快三年了，你从副省长升了省长，你红嘴白牙许下的诺言却不兑现，我必须向你要个说法!于是我提起笔来给陈邦柱写了一封信。信中叙说了我和我的家庭面临的困境，提到了他在北京的承诺，诉说了我是怎样满心欢喜响应他的号召回到湖南，又是怎样从对生活对工作对现实充满期待到失望透顶，末了我问道：“你现在是省长了，你两年多前在北京说的话还算不算数?省政府前年发的13号文件还算不算数?”
信发出之后，如泥牛入海没有一点回音。半个月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仍然没有任何回音。这时，那场举世皆知的风波骤然而至，从上到下一片混乱，大人物们应付不暇，哪里顾得上我这一介书生的微末小事?暑假过后，风波已平，一切又步入常态。我仍不甘心，这次除我自己写信之外，又以我女儿的口气写了一封(让女儿照抄)，将两封信一并寄给了陈邦柱，结果仍是没有任何回音。
同学带来的希望
似乎没有任何办法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一年又过去了，1990年的暑假如期而至。这年湖南省高考阅卷由长沙水电师院负责组织，阅卷场所就在学校图书馆内。我参加了历史组阅卷工作，我研究生同学湖南教育学院的谢忠明也在历史组。这天晚饭后，他来我家小坐，看到我一家四口住在如此逼仄的一间小房子里，只是摇头。
他问我，难道学校不给你分单元房吗?我说我妻儿还是农村户口，按规定分不了单元房啊!他似乎有点不相信，问我，你老婆孩子的户口怎么还没解决?和我们同一年分到教育学院的徐老师也是研究生毕业，他家属第二年就“农转非”了，他老婆招了工在学院搞收发，他家还住上了学校分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呢。
我有点懵，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谢忠明，到水电师院报到那年，学院就把我家属的“农转非”材料报到了市人事局，我自己也去跑了好多次，一直没办下来，他们说省政府那个文件没有执行;徐老师家属的“农转非”是怎么办成的?你给我详细说说!谢忠明说具体过程他也不清楚，“要不，过几天高考卷子阅完，我带你去徐老师家问问情况?”
几天后我和谢忠明去了徐老师家。他对我还未办成家属“农转非”也觉得意外，听我说了经过，他说我完全走岔了路，“我们来湘工作研究生家属的‘农转非’根本不须通过什么人事局，没他们什么事，我是直接找公安局就把这事办了。”他告诉我，省政府那个13号文件只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实施办法则是由省公安厅和省粮食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贯彻执行“湘政发(87)13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他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个文件，教育学院把他家属的“农转非”材料报到市人事局也没结果，后来一个在派出所工作的亲戚告诉他看到一个文件可以到公安局办理，于是他自己直接到公安局就办妥了，“很简单，就看了下研究生毕业证学位证结婚证和学院证明，不到半小时就开了准迁证，烟都没递一支呢!”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粮食局关于贯彻执行湘政发(87)13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公治[87]52号)(此文件是时任益阳市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大学同学用传真机发给我的，多年后字迹褪化不显，以签字笔照填)
原来如此!难怪市人事局对我学院报送的我家属的“农转非”材料一放三年不闻不问不予办理!人事局唐科长的态度也太可恶，他竟敢就自己并不清楚的省政府文件究竟执行与否之事答复我说没有执行已经作废，这是何等的胆大妄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啊!而有关政府部门办事竟是如此僵化，如此互不通气，如此官僚主义!省政府的通知文件各部门各单位都可看到，具体承办部门的通知文件却仅仅发给他们自己的下属单位，而这个实施通知涉及的部门单位和具体对象对此则毫无所知。一个公开的好政策，要落实到具体对象，竟然要靠个人关系，要靠有人通风报信才行!真是无语的很呀!
行动：在公安部门的碰壁
得到了这个信息，正是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心豁然开朗，立即开始行动起来。我的隔壁住着一个电力系的老师，姓管名德清，他也是研究生，晚我一年毕业，他的老婆孩子也是农村户口，他也知道那个省政府13号文件。前年分到学院工作不久，管德清就向人事处提交了要求解决其家属“农转非”的申报材料;人事处没有接受他的材料，对他说刘范弟家属的“农转非”材料交上去一年了，一直没有动静，你不要急，等刘范弟家属的申报有了动静后再交申报材料不迟。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管德清，我俩都为家属“农转非”之事困扰太久，于是一拍即合，立即开始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申诉行动。
我俩把这个信息告知了学院人事处。人事处要我俩自己先去有关部门弄清情况，如果需要学院出面，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已是七月中旬，天气炎热，我和管德清一人一辆自行车，连日穿行在长沙市的大街小巷，从下至上，一级一级地出入于省、市、区各有关部门，为家属“农转非”之事申诉。我们首先来到长沙水电师院所属的金盆岭派出所，被告知这事要问分局，接着到南区(今天心区)公安分局，被告知他们只管开准迁证，审批的权力在市公安局。我们又到了长沙市公安局，这里有了些威严气派，是个大院，大门有人把守，进门要盘查登记。知道我们两人所办为同一件事，好说歹说也只许一人进入。
我和老管商量了下，他说让我进去。我进了大楼门，问询所办之事归户政科管，就在一楼左边第二间，门半开着。我到门口，只见一位三十岁左右未着警服的女人，坐在桌后看着报纸。我说这里是户政科吧?这女人抬眼看看，并未作声。我走了进去，又说请问你是科长吧?她放下了报纸，又抬眼看了我三秒钟，点了点头。我于是开始陈述事情始末和我们的诉求：按省政府13号文和省公安厅省粮食局52号文的精神，为我和管德清的家属解决“农转非”问题。
这女人半仰椅背微眯双眼，不发一声静听我说。我说完了，她直起腰来，看我一眼，开始说话：你们这个事情，来晚了!去年12月31日之前，你们来了，我当场可以给你们办理;而现在，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办不了啦!为什么?因为国务院去年年底下了文，专门对“农转非”问题做了统一规定，凡是各省所开口子制定的优惠政策，从今年1月1日起一律作废，不许再予办理。也就是说，省政府13号文件和省公安厅省粮食局52号文件，从1月1日起就已经作废不再执行了。
听了这话，我如坠冰窖，浑身僵冷，呆在那儿，半晌不动。那女人见我如此模样，叹息一声，说了句“真是书呆子啊!坐在家里等这么久，也不知道早来问问?”
管德清得知此情，也叹气连连，后悔不已!“我俩真蠢!也是太相信政府有关部门了，拖了这么久，都没想到要去公安局打听打听，我还有同学在公安局上班呢!”他说。事到如今，抱怨也无用。我俩一致认为，这事本来就是政府部门的错，他们应该想法子补救才对!不管怎样，我们必须继续申诉，今天晚了，明天再到省公安厅去，不到黄河心不死，死马当作活马医。
说到省公安厅，我想起来了，有一个家乡人在厅政治部任职，他姓萧，是个副处级干部，我父亲上世纪50年代初在家乡教小学时的一个学生。研究生毕业的前一年夏天，父亲曾带我到他办公室见过面。对，应该去找找他，或许能帮上点什么。第二天，我们到公安厅政治部，问他却不在，“萧处出差去了，你们找他什么事?”办公室一位正在写着什么的中年人说。这人说话是我家乡的口音，我心中一喜，就用家乡话对他说：“你也是渠江人?我找萧叔问点事，他不在问你也是一样的。”这人停笔抬头看着我，眼光柔和亲切，他让我俩坐下，转过椅子面对着我：“有啥事说说看，或许我能给你们出点主意。”听我说完，他沉吟了一会，说这事要找户政处，“这样吧，我带你们去找他们，看看是否可以想想办法。”
我和管德清连说谢谢，他即起身带我们去了另一栋楼，一路我们聊着些闲话，这才知道他是离渠江十五里的连里人，名叫夏昌盛，去年刚从国防科大正团职转业到公安厅政治部工作。
户政处并没给我们新的希望。他们的说辞与市公安局一样，说国务院封了口子，谁也没有办法;又告诉我们按国务院现在的规定，必须是博士研究生毕业，或副教授，或讲师职称五年以上才可能解决家属“农转非”。
转战人事部门还是碰壁
公安这边已经走到底了，没有走通，怎么办?只能另辟蹊径，再找人事系统那边看看。正是因为他们的敷衍失职，才导致我们的困境!不管有用没用，找找他们再说，至少也可以对他们发泄发泄怨气!反正，不把所有的路子走尽，我们是不会收兵的。
我们来到了市人事局，直接找到了人事局长。局长听了我们的陈述，辩解说他们的工作确实没做到位，省政府13号文件他们是有的，但省公安厅省粮食局的52号文件没送给他们，他们无法审批我们报来的申报材料呀!我说即使你们无法审批，你们也应如实地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找有关部门了解了解;你们不但没有这样做，那个唐科长反而毫无根据地说省政府文件已经作废停止执行了，这是一个负责认真的政府工作人员该说的话吗?就是因为相信他的话，才让我们家属的“农转非”错失时机，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你们应该想法子采取补救措施才行!
局长表情尴尬，说唐科长不负责任乱说无根据的话，我们要批评处罚他，让他吸取教训!这样吧，你们的情况我已经知道，确实是因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了你们的困境，文教科卫家属“农转非”每年都会有一定指标，如果政策允许，我们会优先考虑解决你们两个的问题。
这明显是敷衍我们，但我们也没有办法，难道能跟他大闹一场，有什么用呢?但我仍是心气难平，出了局长室，下楼，进了科教文卫科，姓唐的科长正在里面。
看见他，我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他的鼻子问他，你还认得我不?三年前我家属“农转非”材料就送到你手里，一直压着不办!明明省政府13号文件一直在执行，你却信口开河说已经废止，害得我们错失时机，陷入今天的困境!你尸位素餐，不负责任，胡说八道，混账透顶，让政府失信，让群众寒心!刚才我们已向你们局长说了你的问题，等着他来收拾你吧!
唐科长脸色苍白，默默听着，哑口无言，不能反驳一句!说完这些，我心里舒服多了。管德清看着我发泄，不作一声，走出门来，他抱怨我说，老刘你骂唐科长干啥呀?我们以后还要找他办“农转非”呢，完了，这下得罪他了!我说，我们的事他也办不了，管他呢，先出口气再说。
马不停蹄地，我们又来到省人事厅，找到了文教科卫处，一位副处长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的诉说，他说这事他们是有责任，但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他们也没见到过省公安厅省粮食局的52号文。他告诉我，他记得曾收到过省政府办公厅转过来的，“你写给陈省长的信，让我们酌情处理，没有具体依据，我们怎么处理?要讲失职，也是省政府办公厅办事人员失职，他们应该把你的信转给公安厅才对。”停了停，他又说：“事到如今，你们的事情我们确实没办法解决，要想解决问题，只怕要找省政府办公厅才行。”
找省政府办公厅去
听了副处长的话，我心头一亮，对呀，“解铃还须系铃人”，明天就去找他们!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管德清就到了五一路上的省政府大院。省政府办公厅值班室的人告诉我们，你们的事归办公厅所属的城镇处管，这个处不在这楼，在右边第二座楼的后面。我们找了过去，就在一楼，进门右边就是，门上挂着牌子，门紧闭着。敲了敲门，没有动静，再敲仍没反应，我推了一下，门却开了。屋子很大，七八米开外角上的一张桌旁，两个男的在下象棋，一女的在旁观战。我和管德清进了门，他们抬头看向我们，似乎有点吃惊!屋内冷气很足，我和老管都是短衣短裤，刚从大太阳下进入低温室内，我不觉打了个冷颤，一会儿才适应过来。这时那女人问道，你们找谁?我们走了过去，说我们找城镇处，就是你们这里吧?一个男的说，没错，就是这里，你们有什么事?
于是，我又开始诉说这重复了多次的事儿。听我讲完，这男的说，我姓何，是城镇处负责的，你说的那省公安厅省粮食局52号文件，我也没看到过，你今天带了吗?我从包里拿出52号文件的复印件递给他，他接过又递给那女人，“你拿去复印一份!”又转头对我说，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你们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吧!我说好的，请给我几张纸一枝笔，我们就在这里写。老管说我情况熟悉，推给我写。我在旁边另一桌边坐下，事情烂熟于心，提笔一气而下，不到一个小时，一份两千来字的申诉材料就已完成。
何处长把我写的材料看了一遍，说可以了，我们先研究下，过两天你们再来!哦，还有，你们回去后，最好能让你们学校，写一份给省政府办公厅请求解决你们家属“农转非”的正式报告，要以红头文件的形式。
奔波了好些天，今天终于看到了些希望!我和管德清心情大好，一路骑车一路哼着小曲回了家。
次日，我们去了学院人事处，向徐副处长汇报了这些天我们找省市各部门的过程。她说，看样子有希望，以学校名义出个给省里的报告，这没问题!等下张处长会过来，他同意了就可办理。一会张处长来了，他早知道我们的事，当即表示可办，“不过，假期人少我也很忙，这个报告还得你们自己写”，我说可以。于是，我就在人事处办公室当场起草了题为“关于请求解决我院刘范弟、管德清两位毕业研究生家属农转非的报告”。
报告写完，张处长当场看过，修改了几个字，在报告稿天头批上“请院办以院行发人字号红头文件形式，将此件打印十份，交刘范弟、管德清同志”字样，让我们将报告草稿交院办安排打印并盖章。院办值班人员也很爽快，二话不说，立即安排文印室打印。校样出来，经我校对无误，文件打出，院办当即盖上学院大印交给了我们。
第二天八点多钟，我和老管就到了省政府办公厅城镇处。何处长接过报告，看了一遍后还给我，说报告写得不错，“但我这里不能直接收，你们要先把报告送给办公厅办公室，由他们再批给我处办理。”我接过报告，转身要走，何处长又说，办公室在一办公楼，就是门口有人站岗的那栋。
省政府大院内有十几栋楼，一办公楼是哪栋?我和老管出了门，不知往哪个方向走。前面来了一人，一问，他手往前一指：就在前面，最矮的那栋，只有两层，省长副省长都在里面办公，又叫省长办公楼。
果然前面就是一栋红砖老式矮楼，是有些年头的苏式建筑，楼门不宽，在大楼中间，面北而开，门口站着一位腰插手枪的军人。我和管德清走了过去，对那军人点点头，就要往里走，那军人也不说话，右手一伸拦住了我俩。我对他笑笑，拿出那份报告，他接过看了一眼还我，手朝楼内一指，就让我们进了门。
进门是一个不大的门厅，右边稍后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中间一条走廊连通楼房左右，走廊两边是两两相对的办公用房。左手第一间就是办公厅办公室，门开着，我和管德清走了进去。屋内有三两个人，有男有女，一个女的问我们找谁?有什么事?我说我们是长沙水电师院来送文件的，就把报告给了她。她接过看了看，漫不经心地把报告放到桌上，脸上闪过一丝不以为然的神色：“水电师院?给省政府办公厅的报告?”她的神气和话语意思非常明显：你们有这个资格吗?我笑了笑，说你们先收下，请你们认真看看，再转有关部门办理吧!她迟疑了一下，说好吧!我说谢谢，过两天我们再来问问办理情况。
过了两天，我们又去了城镇处，何处长说报告已转给了他们，他们正在协调此事。此后每隔一两天我们就去询问进展，何处长每次都很客气，但每次都东拉西扯不得要领。有一次城镇处另一位男工作人员说，国家现在要开始搞城市化了，你们的事以后总会要解决的。听这口气，我和老管都觉得事情可能有阻力，不会如我们所愿很快解决了，恐怕要找找关系来推动推动才行。
迂回出击也不通
老管一个老乡叫梅克保，当时是湖南团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的父亲和老管的父亲是老朋友，管和梅也走得很近，老管就说，要不我们去找梅克保想想办法?于是我们就去团省委找他。梅克保见老乡来了，很客气，听老管说了缘由，就给省政府分管科教文卫的翁晖副秘书长写了张便条，让我们去找他。我们到省政府一办公楼找到翁副秘书长，老管把条子交给他，他和老管聊了好一会，还问梅书记最近好不?我俩很兴奋，心想这下事情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三天后，我和管德清又去城镇处打探进展。何处长几个仍是打着哈哈云里雾里地不得要领，说着说着，我说漏了嘴，把我们找翁副秘书长的事说了出来。何处长愣了愣，似乎有点尴尬，一下就冷了场，几秒钟后，何处长恢复了常态，说找了翁秘书长，不错不错!让他推动一下也好。停了会，他又说，不过呢，作为朋友(把我们当朋友了)，有句话想提醒一下，翁秘书长并不分管“农转非”这块，你们找他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和老管都有些尴尬，愣了会，我脱口而出：“那是哪个秘书长管这块呢?”何处长也几乎脱口而出：“是邓秘书长!”说完，他好像又有点愣了。这时，整个气氛都有点僵，沉默了好一会，我和老管就告辞出来了。
还没出大楼，老管就很不高兴地抱怨上了，说我不该把找翁晖的事说出来，“这下好了，何处长肯定不高兴了”。我也有点后悔，但却不愿承认，就说：“说不定这是件好事!我们之前不清楚翁晖管不了这事，这下打破了对他的幻想，不如干脆直接找邓秘书长去!”老管听我这样说，情绪好了些，但他还有些犹豫：“直接找邓秘书长合适吗?万一被他一口回绝就麻烦了。”听老管这么说，我也有点犹豫了。我们两个对面站着，好一阵儿都没说话，突然，我俩几乎同时说道：“不管这么多了，马上找邓秘书长去!”
“柳暗花明”还暗淡
我们又进了省长办公楼。楼里静悄悄地，一楼所有的房间都关着门，我们一间间地看着门上的标牌，上面写着x x办公室、某秘书长室和某副秘书长室等等。副秘书长室有好几间，邓姓副秘书长室只有左边走廊北面的第3间是。
我轻轻地敲了两下门，室内立即传出一声请进。推门进去，一位五十出头的长者坐在办公桌后，一双大眼看着我们，温和而不失锐利。“有什么事吗?请坐下说吧!”他指着办公桌前侧面靠墙的沙发。我拿出那份报告，双手递给了邓副秘书长，他接过立即阅看起来，一会儿他就看完了。他拿起笔，准备在报告上批字，又放下笔，看着我问道：“报告附件上说你有两个孩子，你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吧?”我说没有，当时我是个农民，政府当时对农民还没规定只准生一个。邓副秘书长“哦”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提起笔来，刷刷地在报告上写下了几行字，然后把报告给我，说你们把报告送到公安厅户政处，直接交给刘文雨处长，他会处理你们的问题的。然后，他从办公桌上拿过另一份文件阅看起来。
我们知道应该走了，说了声：谢谢邓秘书长，就转身出门，把门轻轻带上，走出了省长办公楼。这时，我和老管才急不可耐地看邓副秘书长在报告上的批字。他的批字写在报告顶端：刘文雨同志，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如属实，似应按省政府原已发布的政策执行。请您与市局商量个解决办法。邓鸿璋八.四。
我和老管完全没想到，邓副秘书长办事这么干脆利落，当场就批转了报告，而且批字要刘文雨“与市局商量个解决办法”，与一般领导语气含糊“酌情处理”的惯常批字完全不同!老管说“解决”呀，就是要刘文雨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刚才从城镇处出来时的忐忑犹豫，此时已烟消云散，我和老管都兴高采烈心情大好。看看还不到十点，我俩骑上车来，直奔省安厅而去。
在公安厅户政处见到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位工作人员，他说刘文雨办公的地方在五里牌，离这里有三四里地，户政处多数人员在那边上班。我们转头又往五里牌，找到处长室，运气不错，刘文雨正好在那儿。听说我们来送报告，他正眼也不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收了我们的报告，看到上面有邓秘书长批示，才对我们似笑非笑地说了句，过四五天你们再来看结果吧。
几天后我们去了，刘文雨对我们说，跟市局商量过了，公安这边直接办不了，需要向省计委申请指标，我已在你们报告上写了意见，你们就顺便把报告带回给邓秘书长吧!一场欢喜又落了空，毫无办法，我只好接过报告，只见邓秘书长批字右下方空白处写着：按政府规定可办，请向省计委申请指标。刘文雨8.9。
我一言不发，转身和老管垂头丧气地出了刘文雨办公室，跨上车往省政府骑去，又进了邓副秘书长办公室。见我俩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邓副秘书长没说话，接过我递上的报告看着，平和的脸色渐渐显出了些冷硬。末了，他把报告扔到桌上，看了我们一眼，那眼神竟带着一丝无奈的意味，对我们说：你们先回家去等候消息吧!
邓秘书长本想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他与上次截然不同的态度，说明此路难以走通。我俩心情郁闷，低头骑车回家，一路沉默不语，快到家了，我跟老管说，刘文雨不是说要向省计委申请指标吗?下午我俩到学院人事处去，要学院出面找省计委去。
省计委办公室的傲慢主任
下午，我和老管到了人事处，徐清副处长听了我俩这些天奔走省市各部门的情况，很是同情，说明天上午她亲自带我们一起去省计委跑一趟。
第二天的省计委之行没有任何结果，反倒让我和老管憋了一肚子气。那个计委办公室主任傲气十足，坐在那儿眼皮都不抬，听徐清说人事处代表学院来找计委的意思，听我说我和老管的情况。我们说完之后，这人半晌不语，大约十秒过后，也不看我们，两眼朝天，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只按国务院文件办事，研究生算什么?解决家属“农转非”，不可能!现在要博士研究生才行。说完，他不再理睬我们。徐清副处长、管德清和我三人，站在那儿面面相觑，十分尴尬，只能无奈地走出了省计委。
此后几天，我与老管又跑了几次省政府办公厅城镇处，没有任何消息，本想再去找下邓秘书长，听何处长说他住院去了，就放弃了这个打算。
另辟蹊径去找市政府
转眼到了八月二十几号。这天，与我同时研究生毕业分到水电师院政史系，后来考到长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一位李姓同事，突然来了学校，得知我家属“农转非”的事还未办成，就告诉我说市政府最近开了个专门研究“农转非”的会议，他那儿有会议纪要，要我跟他去看看是否有用。到他办公室，果真有一份会议纪要打印件，题为《长沙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关于贯彻省政府“农转非”工作会议精神意见的汇报》。
李告诉我，《纪要》不能拿出办公室复印，你就在这里摘抄一下吧!以下是我抄录的内容：“时间：1990年7月30日。王克英、王邦美等出席……会议听取了市计委副主任凌坚的汇报……会议议定：由市计委牵头，公安局、粮食局密切配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办公处理‘农转非’工作。目前‘农转非’工作重点：优先解决转户后的转粮遗留户;优先解决原来政策开了口子的要兑现的对象;抓紧解决现在掌握的和还没有掌握的遗留问题。1990年8月10日印发。”
这个会议《纪要》说要“优先解决原来政策开了口子的要兑现的对象”，这不就是说的我和管德清家属的情况吗?既然省政府那边暂时没有进展，我们不妨从市政府这边再找一个突破口;《纪要》说此项工作由市计委牵头进行，何不就找市计委去?市计委主任，一个白胖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们。听完我们的陈述，他沉吟了一会说：“水电师院是部属单位，你们的事长沙市恐怕管不了，要管的话，我们计委只是牵头执行部门，你们的事是不是遗留问题?是什么性质的的遗留问题?还得由市政府才能确定，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我建议你们还是直接去找市政府。”又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不过这位主任说得还算在理，那我们就找市政府去。
去找市政府，那就干脆搞得正规堂皇些。我们又找学院人事处出了个红头文件，文件内容在上次给省政府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几句说辞。
8月30日下午，我和管德清将报告送交市政府办公室;九月一日上午，办公室主任文柏芳将报告，以及批请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王邦美办理的公文处理单一起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公安局面呈王邦美，“这样快些，免得公文登记转送耽误时间”，文主任说。在市公安局主楼的三楼局长办公室，身材瘦长头发稀疏的王邦美，面无表情沉默无语地收下了我双手递上的公文。9月5日，王邦美将公文批给副局长赖义方，要他“按政策规定予以审批”;9月13日，赖义方批上“请唐科长阅处”，将公文交给了户政科。
9月18日，我和老管到市公安局户政科询问办理结果。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女人，让我们稍等，然后去了里屋，大约十分钟左右出来，将一个刚封上的公函信封给了我，说这是我局对市政府交办的你们那个报告的办理结果，就不走公文转送程序了，你们直接交给市政府办公室就行。
我们也不好问办理结果如何，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走了。出得门来，我见那封公函的封口还是湿湿的，用手指一捻就开了。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纸，拿出来一看，就是那张公文处理单，上面有王光美、赖义方的转批文字，以及户政科对市政府办公室批文交办之事的呈覆。户政科的呈覆是：根据国务院76号和省政府20号文件规定精神，凡“农转非”户口实行计划指标与政策规定相结合的原则。而该两同志的家属不符合140号文件规定，不好解决。要解决请另申请“农转非”专项指标，再按(87)湘公治52号文件审批。特此呈报。90.9.18.
户政科对市政府办公室这个呈覆提到了国务院(76号)、省政府(20号)和市政府(140号)三个文件。据此可知，按这三个文件的规定，我和管德清家属的“农转非”是办不了的;但市政府一个月前印发的《纪要》说了要“优先解决原来政策开了口子的要兑现的对象”，可见口子并未封死，户政科呈覆中说“要解决请另申请农转非专项指标”，实际上暗示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市政府。
我和老管将公安局公函重新封好，到市政府办公室交给了文柏芳主任。文主任看了呈覆，说情况有些复杂，你们家属“农转非”的专项指标，可能最终还要向省计委申请才行，市政府也会做些工作，你们学院和你们自己也要到省里作些努力。所谓“市政府也会做些工作”是个画饼，市政府这边看样子指望不上，不过也不能断了，顺势而为吧!
找到省长秘书也无用
实际上，从8月9日将刘文雨签过的报告送回邓秘书长以来，尽管事情没有什么进展，我和老管还是隔个几天就去办公厅城镇处打探一次;同时我们还在想其他办法，看看能否把我们的问题直接捅到陈邦柱省长那里。
老管和他那个老乡省团委副书记梅克保时常来往，就问梅有啥路子。梅克保说，陈邦柱的秘书刘嘉义和他关系好，可以打个招呼，你们去找刘秘书试试。我和老管商量，干脆我俩直接给陈邦柱写封信，通过刘嘉义转呈给他。老管说好，我就起草了信文，与一份学校的报告一起装入信封，写上“请转呈陈省长收”，只等梅克保联系约好日子，我们就去找刘嘉义。
大约是8月20日左右，我和老管按约定到了省长办公楼，对那腰插手枪的军人点点头笑了笑就进了楼。那军人并未伸手阻止，知道我和老管是这栋楼的常客了。
我们第一次上了二楼，这里也是静悄悄的，整个走廊从东到西不见一个人影，几乎所有房间都关着门。与一楼不同的是，每个房间门上都没有任何标牌，省长、副省长们都在二楼办公，假若事先没人告诉你，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找的省长或哪位副省长或他的秘书在哪个房间办公。
我和老管径直走到东边走廊北面倒数第二间门口，门半开着，一个三十多岁稍有些胖的人背西面东地坐在办公桌前，在阅读着什么;他的坐椅右手正对着半开着的房门，紧傍着坐椅的，是一个打开的大麻袋。我们在门口静立了几秒钟，那人并未偏头看我们一眼，似乎对我们的到来毫无知觉。老管在门上轻敲了两下，问道：“刘处长(梅克保说刘嘉义是正处级)是在这里办公吧?”这人并未抬头，问道：“是梅克保让你们来的?”老管说是，我们就走了进去。
这时，刘秘书的眼光才离开他阅读的那封信(我注意到那麻袋里是满满的信)看向我们，也不问什么事，也不说让我们坐，就那么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管德清就说了我们的事情，末了说：“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才找到了您刘处长，拜托您帮我们转给省长一封信，帮我们美言美言!”老管一边说着，一边就把那封未封口的信递了过去。刘嘉义未接，淡淡地说：“把信放桌上吧，等有机会我再交给省长。”说完这句，他就转过头去又看起了信件。
老管见状，只得说刘处长太忙，我们就不打扰了。我和老管就出了房间下了楼，我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刘嘉义每天要看那么多信，都是写给陈省长的啊，每一封他都会仔细看?都会认真处理吗?难怪我几次写给陈邦柱的信就那么马虎地被打发了啊!
此后，每隔两三天我和老管就到刘嘉义那儿去一次。开始两次他见了我们还会点点头，问他情况如何，只是“哦哦”地不置可否，后来再去他对我们就几乎视而不见了;不知道他到底把信呈交省长没有，我们也不好追问。我们就这样一两天就去，一两天就去，即使我们不问，他也应该会觉得不好意思，总会给我们一个交待的吧!
直闯省长办公室
大约是九月初的某天，上午九点多的时候，我和老管又到了省政府。我们先到了城镇处，探问事情究竟进展如何，何处长仍是打着哈哈，云里雾里地扯着闲篇。告辞出来，管德清说他要到省教委去办点事，今天就不去找刘嘉义了。我说你去吧，时间还早，我一个人在这里再逛逛!
这一逛就逛到了省长办公楼门口，那位腰插手枪的军人见了我，竟破天荒地笑了笑。我心里一动，既然到了门口，何不进去瞧瞧?我也对他笑笑，点点头就进了门。楼内仍如往常一样静悄悄的，上了二楼也是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我顺着走廊慢慢往东头走，经过刘嘉义的办公室，那门仍如往常一样半开着，他也如往常一样在那坐着阅信，我没跟他打招呼，他扫了我一眼也没作声，低下头继续阅信。
我走到走廊尽头，回过头来往回走，走到中间楼梯口处，正准备下楼，又鬼使神差地回过身来望了一眼，正是这一眼，就望出了事情的转机。
走廊南面那间正对着刘嘉义房的房门突然开了，两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又回过身，分别与一位站在门内现出大半个身子的人握手告别。我看到了门内这人的整个脑袋，顿时惊了一下，这人就是陈邦柱省长!湖南电视新闻里经常有他的镜头，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原来陈邦柱的办公室就在刘嘉义对面，刘嘉义每天坐在那里阅信从不关门，敢情他还兼有保护省长的职责呀。
我看不到陈邦柱了，门又关了起来。这两人朝我走了过来，看了看我，经过我身边下了楼。
我呆在那儿，心如小兔般在胸膛里乱撞，“咚咚”的擂鼓般的响声，清清楚楚地震动着我的耳膜，一股热潮直冲我的头顶，我几乎要站不稳了。这就是陈省长，三年以来我一直想找的人，现在他就在那间房子里，近在咫尺啊!我要进去见他!
我迈腿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犹豫着，我今天能去见陈省长吗?管德清每天都和我一起来，今天偏偏就走了，我一个人闯进去还真有点儿发怵呢!那么大的一个官，以前只能在电视中仰望的大官，我一个人要闯进去，万一闯出祸来，不仅我自己的事彻底黄了，连老管也会被连累!我在楼梯口转着圈儿，心乱如麻，焦躁不已。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也许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再迟疑不决这机会将不可再得!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让它从我手中溜走?不，决不，成败在此一举，我豁出去了，机会就在眼前，我一定要抓住它!
我深吸了一口气，心口不再乱跳，我就像开始冲锋的战士，迈开大步，走向陈邦柱的办公室。门紧闭着，我没有丝毫犹豫，果断出手推开了它，跨进了省长办公室。
我眼前的湖南省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室，并不宽大豪华，甚至可说有些简陋。室内不到30平方米，却显得有些空旷。进门左边靠墙是一排铁皮柜，靠着东墙是张酱色长条皮沙发，房间西南角上，面对皮沙发的，是一张侧边靠着南窗并不宽大豪华的办公桌，陈省长坐在背靠西墙的一把藤椅上，正在桌上写着什么。
我猛然推门进来，陈省长显然吃了一惊，他一边抬头看着我问道：“你是哪个部门的?”一边就站起身来，向我走了过来。
“我是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的教师，今天来找省长解决我的困难之事”，我回答着，并未停步，向着省长走了过去，直到房子中间与他面对面站着才止步。
陈省长个子不高，比我矮了半头。对我的冒失闯入，他似乎并未恼怒，语气平和地问我：“你有什么困难要找我解决?”
我说，我听了省长的话回湖南工作，三年了，省长的许诺没能兑现，写信上访多方奔走家属“农转非”问题都不得解决，不得已才惊动省长大人。我一边说，一边就把那份学校报告递了过去。
陈省长并不看报告，说：“农转非”问题是一个大事，全省几十万人等着解决，目前国家有困难，只能按轻重缓急逐步安排。
一听这话，我心里一股无名火窜了起来。我提高了嗓门，声音很大地说：“陈省长，你知道吗?我家早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城镇户口，饭不够吃，房不够住，孩子上初中也麻烦多多!我还怎么正常工作?三年前，我听了你在北京的许诺，回到长沙工作;三年了，你的许诺不定还没有兑现!你那时是副省长，现在你已是省长了，你的话到底还算不算数?”
听了我的话，陈省长沉默着未对我再说什么。我刚进入省长办公室，刘嘉义就跟了进来，我和陈省长对话时，他就站在我后面一直拉着我衣服，想把我拉出门去，却拉我不动。这时，陈省长把我给他的那份报告递给刘嘉义，说：“刘秘书，这位老师的问题你去给他找分管秘书长解决。”
我本想让陈邦柱当场在报告上作出批字，但报告已到了刘嘉义手上，只能见好就收了，于是我顺水推舟出了省长办公室。
终于迎来了曙光
进了刘嘉义办公室后，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跌坐在椅子上，直瞪着我，眼里似乎要喷出火来，他指着我气得话都说不连贯了：“你……你……你闯省长办公室!我……我……我要你以后进不了省长办公楼!”
我并不怕他的威胁，针锋相对地对他说：“刘处长，你别说这些有用没用的了。我问你，我以前给省长写的信你收到过没有?前些天我和管德清托你转呈陈省长的信你转呈了没有?我们的事找了多少部门，找了你，一直得不到解决，我不找省长找谁?找你?你连转呈一封信都不干!你说我不找省长找谁?我告诉你，刚才陈省长当我的面交代你去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从今天起，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的事不解决，我们就随时来找你!”
刘嘉义听了我的话，更是气得脸色铁青，说：“好……好……好，你们来……来找我……找我!”我也不管他，转身就走了。
回家后跟老管说了闯省长办公室的事，老管有些意外，没想到我竟干了这么一件大胆的事!他很高兴，又有些担忧：“这事结果不知是好是坏呢!”
刚开学不久，我和老管教学和其它杂务较忙，过了个把星期，我们都得了空，才相邀一起到省政府去打探消息。先到办公厅城镇处，何处长一见我们就说，你们的事已转交省计委办理，以后你们不必再来我处，直接去找省计委就行了。我和老管相视一笑，心想找了省长果然大不一样!本打算还要去刘嘉义那儿的，这下也不必去了。
于是我们就去省计委。省计委全称湖南省计划委员会，是单独一栋大楼，就在省政府大院后门西南角上。我们到了省计委二楼的办公室，知道我们来意后，上次那位眼看天花板说话傲气十足的主任，竟然也会平视我们，语气也变得温和了：“哦，你们的事我知道的啦!”然后起身领我们到隔壁一间办公室，指着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说：“你们的事由他具体负责，以后你们找他就行。”
这人姓孔名祥柏，是位科长，对我们很热情。他告诉我们：“你们的事刚转到我们计委。目前我们还在对今年省部属单位和各地、市报来的需要追补的‘农转非’名单进行统计汇总，研究出一个具体名单上会审定，再上报国务院批准后，才能由省计委发布一个文件，下达‘农转非’指标到具体部门和单位。”
“还要走这么多程序啊!”我叹了口气。“你们也别心急!你们回去等着，大概到年底就会有确切消息的了。”孔科长说。
看来我们家属“农转非”的解决已不成问题，只需耐心等着就行，然而我和老管还是不能把心放肚子里。“农转非”名单的最终确定，中间还有些环节，说不定哪个环节又有变数，这很难说呢。我和老管就时不时地往孔祥柏那儿跑，跟他套近乎，有次正碰上他们在计委楼下打篮球比赛，孔祥柏穿着10号球衣左冲右突兴头正浓，我们就走了，第二天再来就给他带了个篮球。
10月下旬的某天，我和老管又到了孔祥柏的办公室。他见我们来了，就打开了桌上的电脑，指着屏幕上的一份表格说：“你们看看，这是经我们计委审核确定追加的全省‘农转非’名单，过几天就要上报省里批准，然后再报国务院。你们两个的家属名字都在上面了!”我和老管赶忙凑到电脑前，仔细寻找，果然我俩家属一共5个人的名字赫然在目!
云开雾散月儿明
我和管德清的心终于放进了肚里，这下不会有什么变数了，剩下的事就是安心等待。1990年只剩最后两天了，这天上午，我和老管到了省计委，办公室里，孔祥柏正在打印着什么，旁边桌上堆着一大摞已打印出来的纸样。见我们来了，他说，稍等一下，只剩最后几张了，马上就好。又说：“你们真是来得巧!省计委关于今年追加的‘农转非’计划指标文件昨天才出，我正在打印这个文件呢!”我和老管欣喜不已，我们来得真是巧啊!
一会儿文件打印完毕，我就说孔科长，谢谢你啊，这文件能不能给我们一份?孔祥柏说可以呀，就将几页样纸订好，拿到隔壁办公室盖上计委大印，很爽快地给了我。他说：“你可是全省拿到这份文件的第一人啊!”又告诉我们：“你们两个人的家属共5人，是指名戴帽下达到你们学院的，列在文件附表4的第一行里;这份文件会与‘农转非计划指标卡’一起下发到各地、市计委，过几天你们到长沙市计委去拿指标卡，然后才能办理准迁手续。”
过了半个月，1991年元月14日，我们以一人5元的价格，总共交了20元，在长沙市计委拿到了“农转非计划指标卡”。这卡实名到人，一人一卡，一卡两份，一份交公安局办户口准迁证，一份交粮食局办粮油供应手续。
十天后的元月24日，我和管德清在长沙市公安局户政科办好了盖有市公安局大印各自家属的“准予迁入证明”，并到长沙市公安局南区分局加盖了分局公章。第二天，我俩各自回乡办理家属户口迁移和粮食供应转移手续。春节前几天，我和管德清两人的家属，终于办妥了落户长沙市和粮油供应的一切手续。
开学后不久，学校给我们两家分了两室一厅的单元房;一年多后，我们两人的妻子，又被学校招工成为有编制的工人，老管老婆后来还转了干。我们两家的生活，从此步入了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