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聊、陪诊、陪驾、陪游……一个新业态悄然兴起！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曾经这是一句感人的告白。但在当下，陪伴服务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就业方式和消费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业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出租自己的闲暇时间、技能和经验。陪伴形式也五花八门，例如陪聊、陪诊、陪驾、陪游、陪逛、陪同购物、陪打游戏……据有关报告预测，到2025年左右，陪伴经济的市场规模有可能达到400亿-500亿元规模。那么，“陪伴经济”为何这么火?未来能走多远、又将走向何方?一起关注。

什么是陪伴服务?

　　随着互联网普及并成为人们工作、休闲和社交活动的主要平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出租自己的闲暇时间、技能和经验。在一些网站搜索框里输入一个“陪”字，就能够看见下拉菜单有陪聊、陪诊、陪驾、陪游、陪逛、陪同购物、陪打游戏、陪同选房等服务项目以及相应的收费标准。陪伴服务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新型的就业方式和消费方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业态。从陪伴对象上看，包括陪伴孩子、陪伴老人等;从陪伴内容上看，包括陪伴学习、陪伴旅游、陪伴跑步、陪伴健身、陪伴游戏等。陪伴服务是社会发展、民众需求、分工细化的产物，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的背景之下，更凸显其稀缺价值。所谓陪伴服务，是服务提供者通过出租自己的时间、技能和经验而满足消费者的经济社会需求并获取劳动报酬的新型劳动关系、就业方式和消费方式。从服务的形式来说，陪伴服务可以分为线上陪伴服务和线下陪伴服务。陪聊、陪打游戏等属于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社交平台而开展的线上陪伴服务;而线下陪伴则是通过线上接单提供面对面的服务而获取相应劳动报酬，陪诊、陪驾、陪游、陪逛、陪购、陪学等活动属于这种形式。

　　美国社会学会前副会长、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林南将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台湾大学黄光国教授将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分为工具性、情感性和混合性三类。将陪伴服务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工具型或助力型的陪伴服务，例如陪玩、陪学、陪跑、陪游、陪逛等，目的在于帮助消费者通过接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享受消费过程，社交属性和情感属性相对较弱;另一种是情感型或疗愈型的陪伴服务，例如陪聊等，目的在于满足消费者精神交往上的需求，社交属性和情感属性相对较强。当然，在实际提供的陪伴服务中，如果兼具工具型和情感型的内容，则将其称为混合型的陪伴服务。

陪伴服务为何存在?

　　作为一种新的就业方式和消费方式，我国“陪伴经济”的兴起，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

　　第一，为就业者提供了新的灵活的就业机会，为创新创业者兴办新型生活性服务企业提供了契机。从需求端来看，作为精神层面的一种消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花钱买陪伴”这件事;从供给端来看，陪伴经济的形成也与当下的职业趋势有关。如今，职业的多样性愈发凸显，许多新型职业往往不需要像传统职业一样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灵活度大大增加。而许多年轻人更希望摆脱固定化工作模式的束缚，愿意尝试与自己兴趣爱好契合度更高的工作。同时，新型职业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其领域涉及健康、养老、育幼、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行业。陪伴服务作为新兴的生活性服务业，其快速发展可以有效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之所以说陪伴服务是一种新职业、新业态，是因为其是在经济社会中已经存在，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从业人员需要具有独立的从业技能，但是暂未收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职业。同时，陪伴服务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具有产业引领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带动作用的职业。新职业的产生对于引领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人类历史上，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计算机程序员、航空器设计师、大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的诞生都推动了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于陪伴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青年人，因此陪伴服务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将为创新意识突出、创业驱动力较强的刚刚或将要走上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提供巨大的创业空间，带来全新的社会流动机会。

　　第二，解决了消费者的实际生活需求。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一人户”超1.25亿户，占总户数的25.40%。相较于第五次人口普查(8.30%)和第六次人口普查(13.98%)的相应结果，我国的独居人口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相对于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人口，独居人口对于陪伴的需求更加强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535名受访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8.70%的受访青年体验过陪伴式服务。根据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针对“社恐”话题面向高校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有80.2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存在轻微“社恐”。青年人社交需求不断扩大，社交圈相对受挤压，在网上寻求陪伴式服务，就成为一种缓解生活压力的方式。关于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社会网络特征的研究显示，与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青年相比，独居青年对于帮助网和玩伴网表现出了“不需要”的倾向，社会网络的本地化程度较低，特大城市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表现出了“弱本地化”特征。

　　另外，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13.5%。预计2033年左右进入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人口的高龄化以及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的增加也对高龄老人的陪伴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基本上是“9073”的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为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我国特定的养老模式也为以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陪伴服务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我国规模庞大的青年单身人口和老龄人口对于情感型、工具型和混合型的陪伴服务的刚性需求，是形形色色的新型陪伴服务快速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而满足青年单身群体和老年群体的实际陪伴需求，将进一步提升这两个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第三，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生活品质，促进消费方式的转型升级。陪伴服务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消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消费者追求独一无二和卓尔不群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威茨教授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生活对独异性和实现自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独异性社会本质上在破除社会区隔、允许个性发展等方面都是工业社会所不曾有过的。“成功地实现自我”是一种独异的并且包含内在矛盾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最主要承载者，就是新的中等收入群体或新中产阶级。作为陪伴服务最主要的青年消费者特别是单身或独居的青年群体，其彰显个性和追求自我的价值观，在对陪伴服务消费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线上的付费聊天或心理咨询、陪打游戏，还是线下的健身陪练、陪跑、陪游或陪购等消费活动，都是改善和提升其生活品质的重要表现形式，客观上促进了消费方式的转型与升级，对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消费新模式与新业态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

如何促进陪伴服务可持续发展?

　　我国陪伴服务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肯定陪伴服务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其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陪伴服务还没有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和管理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这一新兴就业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发展。关于陪伴服务的职业名称、职业定义、主要工作内容等还没有达成共识，更没有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统一的职业技能标准和管理规范体系。新职业从出现到发展再到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陪伴服务新职业的出现，仅仅是“陪伴经济”发展的开始。新职业的技能标准和管理体系的制定既是随着这种新业态的发展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也是多方行动主体利益相互博弈和相互协调的结果。同时，由于职业分类、技能标准与管理规范体系本身属于公共产品，建立有利于这种新职业发展的职业技能标准和管理规范体系，不仅需要由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推动，还需要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劳动者和消费者等多方积极参与、通力合作。从职业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成熟稳定的职业应该满足三个条件：赋予从业者以尊严，提升社会对该职业的认可度与信任度，以一定标准维持从业者的规模。只有建立了职业技能标准和管理规范体系的新职业，才能够得到社会、从业者和消费者各方的认可，成为一种成熟稳定的职业。

　　因此，从促进陪伴服务职业及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首先可以积极推动陪伴服务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并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制定陪伴服务的职业技能标准和管理规范体系，让技能优秀的从业者能够看到努力工作的发展前景，愿意更好地服务消费者;让技能不足的从业者可以不断对标技能标准，找准自身定位，弥补自身差距。只有让陪伴服务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及其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待遇有不断提升的空间，打通陪伴服务从业者晋升发展和社会流动的通道，才能将该职业及行业的发展导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此外，在制定陪伴服务职业技能标准的过程中要注重可持续性，着眼于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对该行业未来发展的新需求。职业技能标准是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抓手，也是开展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基础。未来可以考虑在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基础上，颁发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甚至与高等职业教育对接，推动陪伴服务向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第二，陪伴服务存在价格欺诈、侵犯个人隐私、泄露个人身份信息、提供灰色服务等不规范甚至违法经营的现象，存在着较大的公共安全隐患。由于对于陪伴服务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服务标准和管理规范，而陪伴服务的从业者多数是以互联网为平台而不是以实体公司的组织方式与消费者达成口头服务承诺，关于服务价格、服务过程、服务效果也没有统一的参照标准，一旦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即使消费者投诉到工商管理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也只能参考相关服务行业的服务标准和管理规范进行调解和处理，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该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加强网络交易中的安全监督，有侧重地管理，兜住安全底线，对于不规范经营和违法经营的行为应依据法律法规坚决予以取缔和整治。同时，可以在一些城市设立若干个陪伴服务管理试点，针对陪伴服务行业的特点，制定陪伴服务中禁止从事行为的负面清单，并将此负面清单作为行政执法或解决消费纠纷的依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为依据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

　　第三，消费者在接受陪伴服务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服务提供者形成过度依赖，不利于其独立生活能力的提升和独立人格的发展。陪伴服务的消费者主要是青年人，如果他们将工作和生活中可以独立完成的一些工作交由陪伴服务提供者完成，久而久之可能会在精神和心理上过度依赖陪伴服务提供者，甚至形成陪伴服务提供者对消费者的精神和心理控制，不利于青年人提高其独立生活能力和养成独立人格。

　　无论是来自外地还是本地，选择独居生活方式的青年在空间和心理上都表现出了与亲人的疏离。从心理健康的角度看，应多渠道对独居青年群体开展调研和心理疏导工作，建立和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引导青年群体树立自尊、自信、向上、向善的社会心态。

　　独居青年的学历水平普遍较高，高校成为大多数独居青年社会网络形成的初级场域，对于毕业于本地院校的青年来说，高校更是构建本地化社会网络的重要环境。对于即将进入职场打拼的青年群体而言，一方面，校友能够为他们找工作提供信息和帮助;另一方面，排解情绪和减轻孤独感的朋友网和玩伴网也很可能是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建立的。因此，应进一步发挥高校辅导员和社会工作者对青年学生构建社会网络的引导和助推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高校活动为青年学生建立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创造条件。

　　独居青年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弱本地化”特征，而社区是居民发展本地化社会网络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应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建立可供独居青年与他人交往互动的各类平台，架起社区居民与独居青年之间的桥梁，在充实独居青年社区生活的同时，减轻其孤独感，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城市融入度。

　　从社会包容的角度看，独居是多数青年的人生必经阶段，不应将独居青年作为“边缘群体”来看待。户籍依然是影响青年群体本地化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相关部门可以进一步破除户籍制度壁垒，保障外地户籍青年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进一步提升独居青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融入社会的积极性。

　　第四，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公益性的陪伴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和青年两个特定群体的陪伴服务，弥补市场化有偿陪伴服务的短板。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显示，截至2021年10月30日，我国志愿者总人数达2.17亿，平均每万人中就有1544人注册成为志愿者，约占总人口比例的15.4%;志愿团体113万个，志愿项目621万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16.14亿小时，人均志愿服务时长为7.44小时，全社会参与志愿服务热情高涨，无论是志愿者人数，还是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间，都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鼓励和支持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为有陪伴需要的老年和青年群体提供专业化、规范化和社会化的志愿服务，补足市场化陪伴服务的短板，缓解特定群体不断增长的陪伴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提升特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未来，先解决平台的盈利难题，再精确匹配供需两端，从而实现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的三方共赢，才能让陪伴经济达到良性循环，进而带动产业链的全方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