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大儒袁大胡子

袁吉六、戴常贞夫妇。

　　1970年代初，我由下放地水车迁回燎原老家，且由生产队派去燎原农机厂学徒。1974年时，我听说洋溪苍溪山有个大队创办农机厂，不但为当地农民的农业机械服务，而且居然有农机产品销售。主办者就是一个叫袁星芝的邵阳回乡女知青，还知道她曾出席过湖南优秀知青代表大会，真的了不起。

　　文革结束，我从有关资料中获知，袁星芝的祖父叫袁吉六。2012年，新化县政协特聘我编辑一本《新化文史——新化知青运动纪实》，我找到袁星芝，约她为本专辑写了《远去的记忆》一文。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在苍溪山和隆回罗洪镇(原属新化)那样的深山老林里居然会诞生出一个湖湘大儒，而且曾经教过一代伟人毛泽东5年半的国文课。

　　2021年深秋时节，由文友罗国芳(退休教师)陪同，我们一口气钻进大山，去寻找袁吉六老先生曾经走过的路。真的是大山，千里绵延到天尽头，行驶在满眼绿色的山林中，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氧吧享受”。

　　当我们站在山斋面前时，我们都沉默了，想象着曾经从书本里看到过的袁老先生形象。

　　袁吉六(1868—1932)，字仕策，榜名仲谦，生于保靖县葫芦寨。15岁时应试中秀才(科举考试中，经县级考试合格后称为秀才。秀才可以见官不跪)，29时选丁酉科00举人，做官的资格)，饱读诗书，对古典文学、医学、文学、经史都有深厚的学问功底，被师生尊称为“袁大胡子”。而在洋溪槎溪民间，人们至今叫他“拔贡老子”(拔贡，清制中由各省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入选后可任京官或地方知县)。

　　1912年，先生举家迁回老家新化永固团巴油袁家凼(今隆回高坪镇白莲村)，随即在岳家今苍溪山戴家凼修建山斋居住。是年，被省四师范(后并入省一师)校长陈润霖特聘为国文教员。

　　1912—1930年，先生先后在省一师、北师大、省三女师、省立一中、明德中学生、长郡中学、湖南大学任教。期间积极参与筹建湖大并任教。

　　在采访当地乡民时，我们还听到一则流传甚广的轶事;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周谷成称先生“写得一行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唐生智送他500光洋，请他给母亲写墓志，他不写。省长赵恒志请他给母亲写寿联，他勉强为之，但坚决不受酬金。而当地一个农民请他在斗笠上题字，他欣然命笔。这个农民戴着笠去洋溪赶集，被一个识文断字的文人看上，以一块光洋买下。那时候，一块光洋可以买一担谷子咧。

　　最敬佩先生在29岁考取举人后，入列拔贡生，本可以赴京应试考取功名然后做官。但他说，他对做官生平无兴趣，又而且当时先生正在病中，因而坚辞不入。1916年，时任省长兼督军谭延闿聘请他为省府机要秘书，被他果断拒绝。谭爱才甚重，不久再次聘请先生出任行政院院长，先生又以“我一生只热心于教育”为由拒绝。要知道，如果他答应谭的聘请，则意味着他走上仕途，升官发财那是一定的。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以教育救国的初心不变!

　　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先生担任毛泽东5年多的国文教员。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对话时，深有感慨地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还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先生的家教是颇有特色的。有一次一个孩子犯错，老先生将所有孩子叫拢来听训。先叫犯错的孩子叙述犯错经过，然后悔过，然后就是老先生拿起“家伙”(竹板)狠打他的屁股，边打边训。其余孩子看得心惊肉跳，所受的教育并不比犯错的孩子少。邻居们于是传开来，说拔贡老子“打一个教一堂”。

　　我们还看了山斋前面200米之距的先生岳家(妻子戴常贞)的故居，已经破烂不堪了，戴家后裔还居住在此。戴家也是一门忠烈，戴常贞的大哥戴哲人曾任建国联军总司令部顾问高官;妹妹戴静贞的丈夫杨源浚曾参加辛亥革命汉阳保卫战，曾任湘军团第五师师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高参、民国建国联军第七军军长;弟弟戴哲文系华兴会、同盟会会员，与黄兴、谭人凤、蔡锷等反清革命党人在新化、湘西、广西、越南等地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期间，蔡锷进山在戴家打住了三个月。戴哲文28岁时因积劳成疾病亡。

　　告别山斋，驶车向隆回罗洪镇。小车进入先生的故乡白莲村巴油袁家凼蛇形山，走近先生的墓地。

　　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先生题写“袁吉六先生之墓”碑文。

　　1965年春，毛泽东与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聚会时，一致评价先生为“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肯定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湖湘大儒!

　　老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在教学之余，著有《文字源流》《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等书，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

　　1930年，先生于62岁告老回乡居山斋，致力于著作《说文初义草》，终因积劳成疾未竟而病故。叶落归根，先生终于回到他的故乡，安息于此地。

　　伫立墓前，闭目遐思，我仿佛看见老先生依然在奋笔疾书……

　　(作者：夏叶)